康乾一号普洱茶（乾隆独有普洱号刚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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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康乾盛世是怎么一回事
• 2、为什么清朝叫康乾盛世，而不叫其他什么盛世？
• 3、中国茶叶的发展历史？
• 4、国联人寿康乾1号益利多山东能买吗
• 5、古代茶叶怎么海运
• 6、中国茶城的石碑有什么历史意义

康乾盛世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是满清奴隶文化下歌功颂德式的产物，其竞不如明末之中国，中国经济、科学、政治和文化在此期间全面倒退。此外，自古以来，中国只有治世，无盛世之称，唯有清朝妄称自我盛世。在英国使臣的眼里，“盛世”之下清朝，犹如乞丐。康乾时期在“思想活跃”、“文化昌盛”、“经济繁荣”、“科技发达”这几方面与明末相比是全面倒退，因此不是盛世：①思想方面 ，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文化高压政策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肆意屠戮文士，流放关外（著名流放地如宁古塔）的士人竟高达成千上万，严重制约了社会思想的进步，并扼杀了明末以来的启蒙思想解放进程；②文化方面，清统治者借修编《四库全书》之名，趁机销毁、篡改了大量不符合统治阶级观念的书籍，中华文明面临灭亡之命运；③外交方面，闭关锁国，“贸易繁荣”自然也算不上；④科技方面，轻视热兵器与科技，“科技发达”显然不是。也有些学者指出康乾时期的缺陷，比如马克思曾表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详细见百度词条康乾盛世，总之，康乾盛世没有教科书上说的那么好，那是很贫穷的盛世，是为了民族团结而编造的产物，我们应以客观实际的态度评价这一时期的功过是非。“康乾盛世”是一个不完美的盛世、平庸的盛世。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的纵向看，其盛世规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从世界的横向看，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当时的经济生产总量仍高于西方，但是生产技术却相对落后了）、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这是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当时是世界领先）、仁宗盛治、永乐盛世（当时是世界第一）没有出现的情况。还有，盛世下的清朝有很多弊端：第一，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及恢复农业生产，清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使得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抑止；第二，大兴文字狱，残害大量文人学士，严重禁锢了人民的思想，使得明末繁荣的百家争鸣，科技发展彻底消失，中国从此进入一个死气沉沉而昏暗的时代，被欧洲人称为“中国的中世纪”。 相比之下，当清朝吹嘘所谓“康乾盛世”之时，整个社会固步自封，甚至某些方面还出现倒退，欧洲世界却爆发了工业革命，科技文明跨越式向前发展，大清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 雍正时代广泛实行“摊丁入亩”税制，彻底斩断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可能，加大了对广大贫苦百姓的人身控制和盘削，至此，中国经济全面倒退；还有改土归流，加强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但是从历史上边民起义来看，却加剧了中央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引起了边民起义，此外，改土归流亦只流于形式，仅是“换了官名，人还在，一姓土皇”。　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沙俄所侵战的中国广大领土问题始终没有收回。此外，准噶尔部蒙古与清朝中央政府进行了70余年的战争，乾隆在战争胜利后，对该蒙古准噶尔部进行了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统一新疆为后才算是恢复了前几代的部分疆域。在康乾期间，中国的总面积达到过1300多万平方千米。大清拥有辽阔的疆域，它西跨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达外兴安岭及其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至台湾岛及其附属岛等，南到曾母暗沙。然而清初康熙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便出卖给俄国包括雅克萨了现贝尔加湖及其所属附近地区高达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此外，乾隆在其统治期间通过各类与俄边界条约割让大量中国西北领土给与沙俄，彻底的放弃了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等将近51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中亚地区的宗主权！可以说，剩世之中国，康熙失去了西伯利亚，乾隆则失去了中亚。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是主要因素。康熙时期中国人口重新突破1亿，乾隆五年清查人口时，全国人数1.4亿，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已经超过2亿人，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亿大关，人口增长原因有三点：第一，明末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番薯的大面积种植，使得粮食产量能够养活大量人口。第二，社会长期安定，百姓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第三，“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税收政策的实行，使百姓可以毫无顾忌的生育繁衍。虽然清朝人口众多也客观证明了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但是，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和人口素质提高同步，中国人在清代的黑暗统治中渐渐失去了活力。并且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饥民、流民现象开始频繁起来。使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人口失去了增长的空间，从而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浚、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禛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 雍正帝

《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的摧残人才，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它虽采用夸张的手法，却体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深刻的现实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朴素的语言艺术，也能做到“戚而能谐，惋而多讽”，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气氛浓郁，语言优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汇集众多专家、学者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尚有争议）等大型文化典籍，成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清统治者毁书亦多，则是一大罪过。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发达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还将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在政治上，满清政府是倒退的。中国自唐宋以来，政治哲学不断发展，到明末，已经产生反思儒学、批判儒教的思潮。宋明社会的发展，已经有了重构政治哲学的逻辑要求，宋明社会对汉唐以来的思想哲学进行了消解，消解孕育新的文明高度。明末腐朽的封建官僚体系逐渐没落，社会思想的逐渐解放极大地冲击了明代专制统治，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人着力发展一种更为顺应资本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正在中华文明如蛹化蝶时，满清入主中原，落后的统治阶级根本无力理解和实践这新产生的思想，反而觉得已被汉族士人扬弃的汉唐儒学很是先进，于是大力尊孔读经八股取士，这等于在政治上中国又重走了一回唐宋之路，这是历史的停滞、倒退。另外，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得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 　沿海迁界，使中国在很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迅速从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但沿海迁界的过程不是象现在的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沿海迁界的过程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东宁国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禁止人民出海贸易。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到了乾隆（1757年）以后，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国为首的东方世界。清初的海禁从清朝入关(1644)多尔衮时期就开始发生，在康熙八年（1669）开放海禁，广东一省对外贸易骤涨。一直到1757年，乾隆皇帝在17世纪中叶的1636年，从中国返回欧洲的曾德昭记载的那个“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的明朝已经于1644年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号称初期“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朝。在这期间，外国人的记录有力的驳斥了这种虚假的“盛世”。明末西方传教士还在赞扬中国物产极为丰富，物质生产能力远胜欧洲。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却说：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在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这样的——“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经“康乾盛世 ”的“励精图治、文治武功”最终使中国落后贫穷到什么程度，引用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一句话一目了然：“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爱丁堡评论》文章提到，虽然“乾隆可汗”曾指示：“俟该贡使到时，必须整列队伍，以肃观瞻。”但马戛尔尼还发现清朝的武装部队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击。马戛尔尼发现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乾隆皇帝希望他发现清朝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为沿途他看见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芜了的建筑，以及大多数清朝人过着低水准的生活。马戛尔尼认为，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清朝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 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此时距离郑和宝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距离万历年间明军500艘舰艇歼灭日本海军450艘战船于露梁海战195年，中国航海已经衰落到被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了……当时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行实际上导致了军事上的落后。”（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 -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 著）

航海水平（明清对比）

1598年，明朝海军出动500艘战舰，开赴朝鲜露梁与日本交战，此战一举击沉日本战船450艘。此舰队无论从船只数量，兵力人数、火炮数量、船舶排水总量，火炮技术水平（后装填速射炮，弹丸不弱于1815年英国海军的24磅炮）、单艘船只的战力（吃水6.6米，可容300人，数十门后填装速射炮的一号福船），都超过1588年共有船舰130艘的西班牙“无敌舰队”。 与英国比较，1633年的明朝封舟和同时期1637年英国建造的当时西方最大的战舰“海上君王”号是相当的。 封舟长66米，宽19.8米，仓深16.5米，吃水4米，海面高度12.5米； 英舰长51米，宽14.7米、深23.17米，吃水6.8米，海面高度16.37米。 不仅如此，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 ”（Nelson touch）早出现了一百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访问清朝的1793年，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 ”（Nelson touch）都还没有出现。颁布禁海令，使清朝长达83年的再次断绝了与世界的往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接触西方科技的人之一，但他还把许多西方的科技项目当成了自己的玩具。当他玩着这些玩具正高兴的时候，西方已经大步地走向了工业化社会，他的帝国还陷在“你耕田来，我织布”田园牧歌里出不来。而且，也正是由于中国周边国家的积弱，让康熙可以挥舞他的马刀，让中国再次进入一个虚幻的盛世，错失了进入工业化和西方各国平起平座的大好时机。康熙并不是没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这种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的。比如，1682年康熙巡视辽东，夜间宿营时，“他拿出来几年前给他制作的小型星座图表，依据星的位置说出时刻来。这样，他便在其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又如，1691年8月21日，召见张诚(J．P．Gerbillon)，向他学习使用天文环，康熙“虽然弄得满头大汗，还是对这个仪器的全部用法进行了实习。他对天文环及半圆仪的准确程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康熙对天文学的兴趣和造诣，也许可以说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但他并不是清代惟一对天文学有兴趣的皇帝。雍正也在宴请耶稣会士时“想了解行星联珠的情况，并就它们的推算提了各种问题”。可惜的是，虽然康熙的身边有这样一些来自西方的人，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只有天文历法。他们之所以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原因是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天之子，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上天。所以虽然康熙早就了解了西方的科技，虽然他甚至亲自接触了西方的科技，但直到康熙一朝结束，在他领导下的古代中国没有一点要向西方学习科技的意思。一直到1840年再次开放海禁。清朝入都北京后，为解决八旗官兵生计，决定强占北京附近的土地，遂下圈地之令。顺治元年十二月规定，近京各州县汉人无主荒地全部予以圈占，分给东来诸王兵丁人等。顺治四年、八年清政府又两次颁布圈地令。根据上述命令，旗人携绳骑马，大规模地圈量占夺汉人土地。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饥寒迫身；同时又强迫汉族农民“投充”（即依附于满洲贵族），补充其壮丁队伍。有些汉人地主为求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带地投充。土地圈占后，八旗贵族和官员、兵丁，按照各自地位高低及所属壮丁多少，分得数量不等的土地。其大部分落入了贵族和官员之手。圈地主要在近京三五百里内的顺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间等府（今北京、河北北、中、东部及辽宁西南部地区）进行，圈占总数达16万多顷(一说19万多顷)。驻防外地的八旗在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宁夏等地也进行过圈地，但规模较小。圈地给汉族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门，背乡离井，因此纷纷起而反抗。顺治四年，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碎的圈地、换地、带地投充仍不断发生。康熙八年六月十七日作出永远不许再圈的决定，圈地至此最后停止。清初大规模地圈地导致“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康乾盛世由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但却备受争议。史学家戴逸在肯定“康乾盛世”提法的同时，也曾指出其四方面消极因素：闭关锁国、重农轻商、禁锢思想、轻视科学，称之为「盛世的阴影」。[1]。而到了乾隆后期，贪污腐化现象严重，有著名的贪官和珅。批评者认为，这期间，尤其是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压制了人民的思想，造成科学技术、思想与文学艺术的倒退。批评者提出的例子包括：科学技术方面：明清时期火器的使用以及接纳西方先进科技成果的态度天差地别；文化思想方面：明朝中后期蓬勃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彻底扼杀，导致具有浓厚人文主义思想的中华文化逐步退化成为只会歌功颂德的奴性文化。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四库全书》的编纂中对古籍的大量篡改删除抽取销毁。吴晗曾经哀叹，“清人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人大概是鲁迅，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是文字狱吹嘘出来的。 盛世饥荒

康熙元年，吴川大饥。二年，合肥饥。三年春，揭阳饥。秋，交河、宁晋饥。四年春，曹州、兖州、东昌大饥。夏，惠来饥。秋，怀远饥。冬，乌城饥。六年，应山饥。七年，无极大饥。十年夏，海盐大饥。秋，临安、东阳大饥。十一年，永康、峡江、大冶饥。秋，遂安、汤溪大饥。十二年，乐亭大饥。十三年春，兴宁、镇平、京山大饥。十四年，东光饥。十五年春，大冶饥。夏，连平饥。十六年春，嘉应州大饥。夏，郧县、郧阳、郧西大饥。十七年秋，曲江饥。十八年春，真定府属饥。夏，兴宁、长乐、嘉应州、平远饥。秋，无为、合肥、庐江、巢县、博兴、乐安、临朐、高苑、昌乐、寿光大饥。冬，满城饥。 乾隆时的画家作品《千里饿殍图》

十九年春，江夏大饥。夏，大同、天镇饥。冬，万泉、遵化州、沧州饥。二十年夏，儋州、永嘉饥。二十一年春，桐乡饥。冬，信宜、真定、保安州饥。二十二年春，宜兴饥。秋，单县饥。二十三年春，济宁州、剡州、费县饥。秋，巴县、江安、罗田饥。二十四年春，沛县饥。二十五年秋，恭城大饥。冬，藳城大饥。二十六年，博兴大饥。二十七年秋，蔚州饥。二十八年春，高邑、文登饥。夏，潜江大饥。秋，龙门饥。二十九年夏，黄冈、黄安、罗田、蕲州、黄梅、广济饥。秋，襄垣、长子、平顺饥。三十年春，昌邑饥。秋，顺天府、保安州、真定饥。三十一年春，洪洞、临汾、襄陵饥。夏，富平、盩厔(周至）、泾阳饥。秋，陕西饥。三十二年夏，庆阳饥。秋，湖州饥。三十三年，沙河饥。三十四年，毕节饥。三十五年夏，长宁、新安、藳城饥。秋，大埔饥。三十六年夏，广宁、连平、龙川、海阳、揭阳、澄海、嘉应州大饥。秋，庆元、龙南、潜江、酉阳、江陵、远安、荆州、郧西、江陵、监利饥。三十七年春，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夏，济南、宁阳、莒州、沂水大饥。三十八年春，陵川饥。夏，婺源、费县饥。秋，金华饥。三十九年秋，西安、江山、常山饥。四十年，靖远饥。四十一年春，吴川大饥。夏，沂州、剡城、费县大饥。冬，庆云饥。四十二年夏，永年、东明饥。秋，沛县、亳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滨州、商河、阳信、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胶州大饥，人相食。四十四年，凤阳府属饥。四十五年春，汉川、锺祥（钟祥）、荆门、江陵、监利、京山、潜江、沔阳、郧县、郧西饥。四十六年秋，东流、宿州饥。四十七年，平乡、沙河、钜鹿饥。四十八年春，无为、宿州饥。夏，沂城、剡城、邢台、平乡饥。秋，武进、清河饥。四十九年，阜阳饥。五十年，通州饥。五十一年，古浪饥。五十二年春，苍梧饥，死者以千计。夏，长宁、连平、合浦、信宜、崖州、柳城饥。五十三年春，阳江饥。冬，汉阳、汉川、孝感饥。五十四年夏，临榆饥；遵化州大饥，人食树皮。五十五年春，顺天、乐亭饥。五十六年春，天台饥。五十七年，广济饥。五十八年春，日照饥。夏，静宁、环县饥。五十九年春，临潼、三原饥。夏，蒲县饥。六十年春，平乐、富川饥。夏，邢台饥。秋，咸阳大饥。冬，兖州府属饥。六十一年夏，井陉、曲阳、平乡、邢台饥。夏，蒙阴、沂水饥。秋，嘉兴、金华饥。冬，怀集饥。 （清史稿·灾异志）

为什么清朝叫康乾盛世，而不叫其他什么盛世？

从康熙中叶起，清朝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到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国力达于鼎盛。这段时期，其时间跨度130多年，是清朝统治的高峰，故中国部分历史学者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 有人将此归结为清朝统治者勤政的结果；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明末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在全国推广的结果。

在此期间，清朝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止了明末的西学东渐；对内大兴“文字狱”。所以有人认为，正是“康乾盛世” 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落后于西方，是不值得称颂的。

一种观点认为，“康乾盛世”是骗人的，是中国部分历史学者无视历史、自欺欺人的说法。在康熙年间，对俄作战后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就割让领土，如果是盛世却割让领土真是匪夷所思。无独有偶，同样处于“康乾盛世”的雍正年间，也签订了割让领土的《恰克图条约》。而且在康雍乾三个皇帝在位期间，他们做了什么？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字狱惨案，康乾数次下江南奢靡游玩，自雍正起又耗尽民脂民膏修建圆明园。而同期的西方科技文化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侵略者已是坚船利炮，而清朝军队却仍然沿用明朝的火炮，盛世到了这个地步，真是无耻之尤。康熙年间的平民思想家唐甄在他的著作《潜书》里提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而乾隆时期的英国使者马嘎尼来华期间，记载北京街头乞丐很多。许多百姓都是蓬头拓面，衣杉褴褛，因此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正在逐步退化到“半野蛮人”时代（见马嘎尼的中国行记）。

中国茶叶的发展历史？

1、神农时代：5000年以前，神农时代利用生叶煮着喝，把茶叶拿来当药用。拿来当药用。

2、西周、东周：3000以前，开始人工栽培茶树，当菜食。拿来当药用。

3、秦代：2300年以前，开始当茗饮，调煮，羹饮。拿来当药用。

4、汉代：

(西汉)2000年以前，开始商业化，成都成为我国茶叶最早的集散中心。

(东汉)1500年左右，开始制作茶饼，以便运输。

5、唐代：1200年以前，受唐代经济、文化的影响;陆羽《茶经》的倡导;僧道生活和茶为教事吸收的影响，气候条件也有得于茶业的发展。拿来当药用。

6、宋代：1000年以前泡茶技艺的改进;水质的讲究;斗茶获得。拿来当药用。

7、元代：700年以前，制作散茶，重炒略蒸。拿来当药用。

8、明代：据今600多年，黄茶、黑茶和花茶的工艺相继形成。拿来当药用。

9、清代：300年以前，中国茶风靡世界，独步世界茶市，当时出口茶叶的只有中国，工艺以烘青和炒青为主，制作了乌龙茶、红茶、黑茶、花茶、绿茶、白茶。拿来当药用。

10、近代：

(1)1846-1886年是中国茶叶的兴盛时期(茶园面积不断的扩大，茶叶产量迅速增递，有力的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

(2)1886-1947年，是中国茶叶生产的衰落时期(政治、经济方面、国际茶叶市场竞争失败)。

(3)1950-1988年，是中国茶叶生产的恢复发展时期，政府的支持和重视，大力恢复旧茶园，建立新茶园，改进新品种，推行科学种茶，茶叶经济走向稳定发展之路。使得茶叶生产量居世界第二位。

扩展资料

饮茶的三个阶段：

1、唐代煮茶法：煮茶前，先把茶叶碾成粉末，烧开水后将调料放入，再将茶粉撒入锅内。饮用时，趁热将茶渣和茶汤一起一起喝下去，谓之“吃茶”。

2、宋代点茶法：即用开水冲泡茶粉，并用茶搅拌后饮用，今日本的抹茶道就是起源于此。

3、明代泡茶法：明代改为整叶茶冲泡，为现代泡茶的开端。

茶区分布

1、世界产茶区

中国、日本、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巴基斯坦、肯亚、马来西亚、印尼、越南、阿根庭及中南美洲，各国产茶区之茶籽、茶苗及制茶技术皆由中国直接或间接引入。

2、中国四大茶区

中国作为茶叶大国，茶区东起台湾东部海岸，西至西藏贡茶场，南至海南岛榆林海港，北到山东荣城市，包含西南、华南、江南、江北四大茶区。

(1)西南茶区

西南茶区是中国最古老的茶叶产地，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藏东南部地区。西南茶区地形复杂，山脉高耸，气候多变，适合各种大叶种茶树的生长培育。中国的外销碎茶和边茶大多数产自这里，也是高档绿茶、普洱茶喝花茶的主要产地。文章来自微信号：cha567 。多元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西南茶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西南茶区，可以考证到中国茶大部分的演化史。

(2)华南茶区

华南茶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南部等地，这里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高温多雨，空气湿度大。而且这些地区多山地丘陵，自然环境优越，对于茶树的生长得天独厚。华南茶区的品种资源丰富，优良品种极多，茶树以乔木型和小乔木大叶种偏多。很多名茶，如铁观音、大红袍、凤凰单丛、六堡茶、西山茶等均产自这一茶区

(3)江南茶区

江南茶区以长江为界线，从长江抵达南岭，包括浙江、湖南、江西、安徽等地。江南茶区四季分明，春夏两季多雨，多丘陵地带，适宜茶树的生长。茶树以灌木型为主，是质优高档绿茶的集中产区，如西湖龙井、碧螺春等，在中国茶区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4)江北茶区

江北茶区从长江向北，直抵信阳，从西部的大巴山延伸到江苏北部，包括陕西南部，湖北北部，河南南部，安徽北部以及江苏北部等地区，江北茶区年平均气温较低，冬季漫长，降水量因地区不同各异。该茶区以生产绿茶为主，茶树均为灌木型中小叶种，生产的名茶有六安瓜片、信阳毛尖、紫阳毛尖等。

国联人寿康乾1号益利多山东能买吗

国联人寿康乾1号益利多山东不能买。康乾1号益利多终身寿险是国联人寿承保的，其支持隔代投保，信托服务等。但是并不是所有都能买康乾一号益利多，目前仅支持江苏和安徽投保。

古代茶叶怎么海运

一、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最早的茶叶区域市场存在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四川。《僮约》记载的“武阳买茶”表明，川西茶叶生产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以武阳为中心的产区初级市场，各地茶叶汇集至武阳然后向外地输送，武阳则是茶叶周转中级市场。

西汉以后，随着茶叶产区的扩大和饮茶习俗的推广，茶叶商品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茶叶区域市场也从四川一地逐渐向全国其他地区推进。据《茶经》引《神农食经》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既“久服”茶茗，自然很大部分必须以金钱购买。这是华佗在总结许多人饮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据此推断江淮一带的中原已出现茶叶市场。据《吴书·韦曜传》载，孙皓每宴客，所有参加者每人须喝七升以上酒，大臣韦曜不胜酒力，因此得到“密赐茶荈”的恩宠。饮茶风气相当普遍，自然茶叶贸易已经开始。《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说到“吾体中烦闷，常仰真茶，汝可信致之”，说明茶叶在南方可以买到，且交易数量不会太少。两晋南北朝时，统治阶级饮茶成风，所需的大量茶叶，有很大部分是通过贸易手段获得的。如南北朝刘宋江祚等《江氏家传》有“江统……常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醢面、菜、茶之属，亏败国体”。这表明茶叶与其它商品一样出现在国都市场上。由上可知茶叶贸易在茶产区及其他地方已有扩散，但全国远未形成统一的茶叶市场（注：以上材料均引自陆羽：《茶经·七之事》。）。

二、全国茶叶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茶叶贸易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出现是从唐代开始的。唐代国土辽阔，政治安定，生产发展，封建经济呈现高度繁荣，茶叶贸易不但在产区而且在非产区的广大城乡得到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现据唐代杨华《膳夫经手录》提供的材料编制唐代宣宗时我国茶叶产销流向简表（注：参见朱自振：《茶史探微》，农业出版社1996年版。“五湖”的说法源于翦伯赞《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卷第1册，第224页。）。

茶名　产地主要销售区域　每年产销数量

新安茶　蜀蒙顶不远春时供本地饮用

蒙顶茶　蒙顶山周围　岁出千万斤

蜀茶《茶经》剑南走北越, 谷雨后岁取数百万斤,

南茶区北临五湖　散落东下

浮梁茶　饶州,歙州 关西,山东 其于济人,百倍于

,江州一带　 蜀茶

蕲州,　 鄂岳宣歙观陈、蔡以北,幽 其收藏、榷税,倍于

鄂州,　 察使的部分、并以南　浮梁

至德茶　地区

衡萧湘至五岭更远岁取十万

州　衡州　及交趾

茶

建州建州　唯广陵、山阳人

大团　好尚之

歙州,　 歙州, 梁、宋、幽、　商贾所赍,数千里

祈门,　 婺州　并诸州不绝于道路

婺源方

茶

潭州茶, 今长沙和川唯本地及江陵、襄

阳团茶, 鄂湘黔接　阳数十里食之

渠江薄　壤区

片,江

陵南木

,施州

方茶

说明：“五湖”即“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

从上表材料再结合其他史料看，唐代茶叶贸易出现了产区集散市场和全国市场的分工和联系。产区集散市场以浮梁为最著名。白居易《琵琶行》有“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汉口守空船”。浮梁本为著名茶产地，加上周围皖南、浙西等地的茶都汇集于此，遂成为东南最大茶叶集散地，此点可从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的“大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于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郡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得到证明。“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的浮梁茶，经茶商购买，沿信江北越鄱阳湖，长途运贩关西、华北，以致出现“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盛况（注：《敦煌变文集·茶酒论》，转引自符红：《话说浮梁茶》，载《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第3辑。）。产区茶在集散市场集中后， 运往全国各地，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销地市场。

宋代茶叶贸易形成了更为稳固的产销市场，市场层次更明，容量更大。关于此点，李晓曾作过详细论述，可资参考（注：李晓：《宋代的茶叶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他把全国茶叶市场划分为东南七路产地市场，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销地市场，川陕四路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产销地市场，以永兴秦凤、熙河为中心的西北诸路及西夏、吐蕃地区销地市场四大块。其理论依据是从产、供、销三环节入手，通过农村初级市场、中转集散市场、最终销售市场的市场空间来进行抽象分析的。

应该看到宋代茶叶生产，饮茶风俗较唐朝有所发展，产区初级市场也更见发达。宋代起集散作用的产区小集市星罗棋布，如浙江山阴县名胜兰亭，在城南25里，这里山间产茶，由此“兰亭之北是茶市”（注：陆游：《剑南诗稿》，第42卷。）。镜湖周围的不少地方，“村墟卖茶已成市”（注：陆游：《剑南诗稿》，第12卷。）。陆游在《秋兴》、《幽居》中分别有“邻父筑场收早稼，溪姑负笼卖秋茶”，“园丁刈霜稻，村女卖秋茶”（注：引自陈祖规、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269页。）等市墟卖茶的描写。 周密的《山市晴岚》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湖南小集市是“黄陵庙前箱竹情，鼓声坎坎迎送神。包茶裹盐入小市，鸡鸣犬吠东西邻”（注：周密：《草窗韵语》，第4卷。），由此可见茶与其他商品一样， 是“小市”中的重要交换物。四川市墟自唐代已蔚然崛起，名贵茶蒙顶先春，“不数十年间，岁出千万斤”，成为安身草市的大路货。唐宋是四明茶叶生产的盛期，产量十分庞大，它又推动着产区市镇的发展。早在唐代，九陇（今彭县）张守珪的仙君山茶园每年要招雇采工百余人，显然提供的商品茶数量颇多（注：《太平广记》，第37卷。）。至宋代，无论是业主还是佃种茶园，都是雇工经营的商品生产。每生产18斤茶叶，能获净利近200文，平均生产1斤茶叶赚钱10文（注：《净德集》，第1卷。）。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朝榷茶前，川陕四路采取的茶叶政策是“听民自买卖，禁止出境”（注：《宋史·食货志》。）。因此各类大小茶园生产的茶叶，可以自由经草镇市交易。熙宁七年（1074年）宋廷在成都府路、利州路、梓州路实行榷茶，仅夔州路网开一面，这样前三路州县茶只能通过各地镇设立的各茶场投售，每至售茶旺季，茶场交易量极大。如熙宁十年四月十七日导江县棚口镇一天收获6万余斤， 交易额达3600余贯。二日后天刚亮，又有5000多茶户前来售茶（注：《宋会要辑稿·食货》。）。榷茶破坏了茶叶商品生产，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川陕四路所产3000万斤茶叶，“尚有二千五百万斤，皆属商贩流转三千里之内”（注：《净德集》，第3卷。）。

产区初级市场中市墟、集镇的功能大同小异，都是把分散、零碎的茶叶汇集起来，形成庞大的数量，然后再经茶商转运到更大的中转集散市场上去。因此市墟、集镇是联系产区与外部市场的桥梁。初级市场上市墟的交易量有限，集镇市场销量就大得多。进入市场的茶叶，部分在当地消化，绝大多数经商贾外运。宋代茶叶初级市场上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包买商”的普遍出现。即商贩为了得到稳定的茶叶或扩大业务，预先给茶叶生产者一笔钱，让生产者去准备粮食，召雇人工种制茶叶，然后以新茶价值，连本带利归还。这样茶商的商业资本通过贷放—预购方式就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渗透，控制了茶叶产销。“包买商”的活动很普遍。如盛产腊茶的建州壑源，每年初春，“春雷一惊，筠笼才起，售者已担簦挈橐于其（园户）门。或先期散留金钱，或茶才入笪，而争酬所直。故壑源之茶，常不足客所求”（注：王儒：《品茶要录》，第10卷。）类似情况也存在于四川鼓州导江的私茶园中，“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注：《净德集》，第3卷。）。 包买商的经营方式对宋王朝实行榷茶产生了很大影响，政府也广泛采取了“其售于官，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注：《宋史·食货志》。）的做法。

中转集散市场是茶叶初级市场与销地市场的中间环节。这个环节是否畅通，运输能力是否强大，直接关系到茶叶商品流通渠道的畅与滞。中转集散市场一般依托产区，交通便利。东南市场上一些重要的茶叶集散中心，早在唐代中后期就已形成。典型事例有浮梁，成为皖南、浙西、赣东茶的交汇中心，茶叶由此运往各地。江陵、扬州、绍兴的山阴、会稽、余姚也是重要的茶叶中转市场。此外宋廷设置的十三山场和六榷场所在城镇，也是重要的茶叶贸易集散地。川陕地区的茶叶中转集散市场也很发达。如成都是西南产区较大的茶叶集散地，“成都府据川陆之会，茶商为多”（注：《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34卷。）。 兴元府地处川陕通道上，成为商贾会集之地，“天下物货种列于市，金缯漆臬衣被他所。近岁洮河所仰茶产钜亿，公籴私贩，辇负不绝”（注：文同：《丹渊集》，第34卷，《奏为乞修兴元城及添兵状》。）。据学者计算，川陕3000万斤茶，有700多万斤集中到了兴元府，占总数的23.3％。除此以外，产区规模较大的中转集散基地还有利州、渠州、夔州等。

此外销地市场上也有更大的中转集散地，它是产区中转集散市场的继续，其基本作用与产区的中转市场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更大规模上的集中和分散。东南市场上的茶主要输往北方，汴京销售很大部分外，还大量销往京东、河北、河东及辽国。四川的文、龙、茂、威、邛、雅、黎、戎、泸州、永康军是面向西、南蕃部的茶叶中转集散市场，它们往往既是茶叶产地，又是与少数民族开展贸易的新兴商业城镇（注：李晓：《宋代的茶叶市场》。）。

茶叶销地市场是茶叶生产的最终承销地，主要集中在不产茶的地区。当然茶叶消费市场遍布全国。茶叶在初级市场、中转市场上均有不少直接进入当地居民的消费领域，其余大部分则转移到西南、西北、北方市场销售。在长期运销过程中形成了不同地区茶相对稳定的销场和运输路线。北方销地市场包括淮河以北的京畿、京西、河北、河东路，茶叶主要来源于东南茶区。茶叶东西二路运京，淮南西部的大部分，荆湖、江西等地的小部分上京茶均取道庐州、寿州，陆运至寿州后，或入颍河，西出正阳镇溯流北上，经陈州入蔡河至汴京；或入淮河东出荆山镇，入涡水经亳州、太康入蔡河到汴京。此外福建省陆运的物资，至洪州泛鄱阳湖抵舒州，经庐州、寿州上京（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两浙、江南、荆湖及福建海运至通州、泰州的茶叶从真州、扬州入运河，北经高邮、楚州、泗州转汴河经宿州、应天、陈留至汴京。淮西茶也往往顺江东下取此漕运大动脉上京。

川陕成都府路、梓州路北部和利州路全部茶叶主要西流吐蕃，北入秦凤、熙河。成都府路、利州路南部地区的茶叶，除流入吐蕃外，主要销往南边的两林、虚恨、马湖、石门、罗氏等蕃部。夔州路茶以本路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和顺江出川作为主要流向，其他三路茶不能出川。

西北茶销市场，成为东南茶叶长途贩运的主要流向，这些茶叶很大部分转往西夏地区。熙宁七年（1074年）禁榷川茶后，永兴、鄜延、环节、秦凤、泾原、熙河六路“并为官茶禁地，诸路客贩川茶、腊茶，无引杂茶犯禁界者，许人告捕，并犯私腊茶法施行”（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南茶受到打击，但却又以走私方式进入陕南。崇宁二年（1103年），宋廷又“许令商贩通入南茶”（注：《宋会要辑稿·食货》。）。政和四年（1114年），凤翔府以东岐山等八县再次成为南茶地分。

为了贸利固边，宋廷从熙宁七年（1074年）到元丰八年（1085年）间，先后在秦、泾、熙、陇、成、岷、渭、阶州、镇戎军、德顺军、通远军等地设置了332处卖茶场（注：《宋史·食货志》。）。在熙、 河、岷州、通远军、宁河寨设置6处买马场。 又置提举熙河路买马司于熙州。宋徽宗时又置湟州茶马司。西北诸卖茶场每年用于杂卖和博马的川茶，一般年为3万余驮（注：李晓：《宋代的茶叶市场》。）。

由此可见，宋代茶叶市场不仅在宋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形成了层次分明的市场网络，而且市场扩展到西夏、辽、吐蕃、西域的广大地区，并通过这些少数民族把茶叶传播到更远的中亚等地。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宋代茶叶市场已很发达，市场空间、容量比唐代均有发展。

三、明清茶叶市场的复苏和回升

明朝以前，由于蒙古贵族饮茶风气不浓，直到14世纪才普遍饮茶，茶叶市场没有多大拓展。明初，统治阶级强化茶马互市制度，严格茶法，造成茶叶浪费惊人，也不利于茶叶贸易的开展。直至明末，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茶叶专卖制度有所松动，茶叶国内市场才开始回升，这种趋势到清康熙、乾隆以后更为明显。雍正十二年（1734 年）废止了700余年的茶马互市制度，全国茶叶产区除陕西、四川、江西、湖南等少数州县还保留“茶引”外，茶叶贸易已经完全放开。加上清代疆域辽阔，又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茶叶贸易比任何时候均有扩展，茶叶市场遍及全国。如安徽六安一带的茶，主要销往华北及华中，“土人不辨茶味，唯燕、齐、豫、楚需此日用，（商人）每岁隔岁经千里挟资而来，投行预质”（注：嘉庆《霍山县志·产地》。），其中不少是徽商。武夷山区“清初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注：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第81页。）。“客商携资至者，络绎不绝”（注：嘉庆《崇安县志》，第1卷，第3页。），而“茶业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 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这是用作茶马贸易的茶。自此武夷茶“水浮陆转，鬻之四方”，南路“贸易于姑苏、厦门及粤东诸处”（注：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第81页。），北路由闽商经海船运天津。皖南茶以松萝茶为著，是徽商外运谋利的重要物资，甚至“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注：嘉庆《崇安县志》，第1卷，第3页。）。云南普洱茶，每产百余万斤，“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注：引自陈祖规、朱自振：《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392页。）， 主要销往西北及西南边区，并入贡京师。四川茶分销内地、边地、土司三路，边销又有南路、西路、邛州三路，西路茶销松藩、青海南部，南路茶由打箭炉（康定）入藏。北方的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成为重要茶叶中转市场。康熙年间晋商由东西口（东口张家口，西口归化城）深入蒙古腹地，所运货物“以砖茶及日用品为多，而三六砖茶及二七砖茶为最通行，且有用以代货币者，故其销路远在他品之上”（注：《山西商人西北贸易盛衰调查记》，《中外经济周刊》，第124号。）。 晋商贩卖茶叶至恰克图，与俄商进行着大宗贸易。雍正十三年（1735年），西北茶马互市废除后，除部分官茶外，允许商人领引贩卖，运销西北的茶由单一的湖广黑茶变为湖南、浙江、安徽、福建、云南等地的茶（注：庄晚芳、王家斌：《西北茶叶贸易史研究》，《农史研究》，第3 辑。）。有清一代，茶叶市场空间、容量得到进一步发展，为开始大规模对外贸易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姿筱提供）

中国茶城的石碑有什么历史意义

中国茶城网消息 小寺庙里一块不起眼的石碑，却见证了安溪铁观音茶叶200多年的种植史。近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泉州普查人员慧眼识珠，在安溪县剑斗镇发现了这块清朝乾隆年间的石碑，揭开了一段茶叶种植不同寻常的身世。

在当地山上一座供奉清水祖师的寺庙左厢，普查队员们发现了一块高2.3米、宽1.1米、厚0.45米且保存完整的石碑，石碑上的刻字已经有些模糊。经过对碑文的辨识和抄录摄像后，泉州市博物馆的吴艺娟主任表示，石碑的落款处透露出立碑时间是乾隆五年，即公元1740年，至今已有260多年的历史。

碑文记载大致内容是，这座寺庙原本已经因为战乱荒废，康熙戊戌年（1718年），有一个禅师从永春到此重建寺庙。碑文中“租茶竹等项重修岩”，介绍说禅师在这种植茶和竹，卖钱后修缮寺庙。

在石碑的左半边六行共300多字的碑文中，则道出寺庙拥有近3顷，包括茶园在内的各种田地。而根据《安溪县志》的记载，清雍正三年前后安溪人发明了铁观音。那么这块碑文提到的茶叶，年代与此记载较为接近，又说明什么呢？

对此，吴艺娟认为，这块石碑是目前安溪县茶叶种植史上有较早明确纪年的实物资料。石碑的发现还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是清水祖师、马氏真仙等民间信仰传播的见证；第二，它明确记载了清代康乾盛世时期，闽南一带特别是安溪县的物价、地价、田租等数据，是最真实的社会经济史材料，有助于文史专家们对当时闽南社会形态的全方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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